从雪域走来的智者
2013年2月21日
导语：
索达吉堪布，只要是对藏传佛教有一定了解的人，对于这个名字，并不陌生。他是当今中国最受瞩目的心灵导师之一，被誉为“文殊菩萨的化身”。他在内地和藏区都有着非凡的影响力，建立了智悲小学、养老院等慈善机构，惠及藏区百姓。他坚持二十多年日不缺课，夜不乏译，翻译显密著作百余部，讲经内容和翻译著作以视频、光碟和图书的形式，广泛地在佛教界流通，让藏族文学以排山倒海之势，进入内地人的视线。他所讲解的《入菩萨行论》《大圆满前行引导文》等著作，已成为藏传佛教徒的必修课程。如今，他又带着新书《苦才是人生》和《做才是得到》，走进了人们的视线，用智慧的语言，再次震撼人类的心灵。
⊙ 问：堪布您好！您的新书名字叫《苦才是人生》，您在博客里面说“苦”是因为无常，美好的事物也难逃这一命运，您在开示的时候也经常强调要观察无常。在众多的教义中，您为什么对无常方面的教言格外重视呢？
堪布：世间的人都希望快乐、幸福，但实际上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悲欢离合，这些现象被人们忽略了，但其实这些问题是没有办法回避的。佛教里面讲，人生中的“苦”是占大多数的，我用现代的语言将这个问题说出来，所以书名叫《苦才是人生》。
我在这本书里面和开示的时候经常讲“万法无常”，“万法无常”在佛教中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概念，过去很多高僧大德也经常讲“万法无常”。从宏观来讲，山河大地、地球乃至银河系，这些全部都是无常的，谁也无法回避。从微观来讲，我们上午的想法，下午就可能没有了；昨天的事情，今天就过去了；今天的事情，明天也就不存在了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无常。
如果你懂得了无常，在生活中，很多并不真正需要的希求和贪欲就可以消弭。佛教里有一个比喻。大象的脚印是所有动物脚印中最圆满的，因为大象有一种特殊的智慧，前面有什么危害，它都可以观察到。如果你沿着大象的脚印走，是很保险的。同样的，在佛法所讲的一切观修方法中，无常观是最好的。因为如果你对万事万物有一种无常的意识，那么对于各种痛苦的发生，就有面对的能力，这是一种预防的智慧。
因此，我也经常在不同的场合中讲到，佛教中讲到的无常是非常重要的。
⊙ 问：所以您说的“苦”并不是一种消极，是吗？
堪布：其实认识痛苦并不一定是消极和逃避，我在《苦才是人生》的前言中也讲到，遇到痛苦并不应该去逃避，而应该去面对。当你面对它、认识它、接触它的时候，其实痛苦也就自然而然地消失了。
当痛苦来的时候，你越逃避它，它反而越跟着你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，遇到生活中不同痛苦的时候，应该想办法去结束它。
在《苦才是人生》这本书中，我也讲到了一些生活中面对不同问题的方法。当你懂得了面对痛苦的方法时，你在痛苦面前就是坚强的；如果你不懂得面对的方法，那么在痛苦面前，你就是脆弱的，甚至可能崩溃乃至绝望。
现在很多人就是因为没有能力和勇气面对痛苦，导致自己不敢面对生活。尤其是年轻人，很多年轻人身体比较成熟，但内心没有成熟，遇到一点点痛苦的时候，内心就极其脆弱。其实根本不需要那么伤心和痛苦，但因为一直以来的生活环境和教育，他们从来没有学习过应该如何正确地面对痛苦。这个话题对年轻人来说，是非常重要的一课。
⊙ 问：藏区海拔高，生活清贫，五明佛学院里很多僧人的生活是十分艰苦的。城市人看到佛学院里僧人的生活会很敬佩，但也会疑惑，是不是学佛就是要苦行，学佛和苦行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吗？
堪布：其实“苦行”并不是成就的根本因，但是艰苦也是让人成长的一种缘。在佛教中，并不是一定要苦行才有结果。佛教提倡的生活是不堕两边，既不堕太富裕的边，也不堕太穷苦的边。
我们西藏雪域和五明佛学院的生活，和大城市相比显得稍微有一些贫寒，但是这反而成为学习的动力。现在我们学校里有些孩子，生活很艰苦，但学习成绩很好；有些家境比较富裕的孩子，他们每天都在享受，反而成绩不好。再加上我们藏地人们的幸福感，并不取决于生活环境的好坏，而是一种信仰和宗教所带来的满足感。因此，他们的物质条件并不是很富裕，但他们还是非常快乐。
⊙ 问：近几年，随着内地和藏区交流不断深入，藏传佛教在内地也拥有了大批的信徒，但随之而来的也有很多诽谤。您对于这些诽谤是什么态度呢？
堪布：诽谤有两种情况，但无论哪种情况，藏传佛教本身并不存在任何过错，我想佛教也不会因为一些诽谤而消亡，这是绝对不可能的。对于我本人来讲，如果有人讲我的过失，我自己的确有这个过错的话，那么我也不会伤心。因为我知道他说的是合理的，他直接对我说出来，刚开始的时候，我心里可能会不舒服，但回过头来想一想，是我本身存在的错误，也就没有什么值得生气的。如果他说的是一个谣言，我本身并不存在这种过失，那么他在外面传播的并不是事实本身，这种谣言迟早都会消失。实际上，对我是没有任何伤害的。
以前汉藏两地因为文化的隔阂、语言的不同，还有一些两地习俗的不同，造成了人们对藏传佛教有一定的误解。但现在随着藏传佛教渐渐融入汉地，汉传佛教的大德越来越认可藏传佛教，汉地的佛教徒也会同样认可。不仅如此，一些汉地的知识分子和专家、学者，也对藏传佛教开始有所了解。
我想，这需要一个过程，那些诽谤自然而然就会消失。就像禅宗刚刚进入中国的时候，就连达摩祖师这样的智者，也会被人误解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禅宗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。
同样的，藏传佛教这样的思想，在最初进入西方国家的时候，也遭遇了误解和排斥，后来慢慢成为很多人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。
面对汉地极少数人的非理诽谤，我认为不用在意，这是任何宗教在弘扬过程中都会遇到的。
有些人对藏传佛教的诽谤，要么是认为个人的一些行为代表了藏传佛教，要么就是根本不了解。还有些人是为了谋求个人名利去攻击、排斥藏传佛教。其实，一些个人行为并不能代表藏传佛教，就像汉传佛教中，如果一个和尚犯了戒，只是他个人的行为不清净，僧团依然是清净的。
到目前为止，我看到很多对藏传佛教的非议都是不成立的。有些言论不必当作一回事，它自己就会消失，对社会和佛教都不会产生什么影响。
⊙ 问：显宗讲“依法不依人”，但是藏传佛教的教言却说要将上师当作佛一样看待，这两种说法有冲突吗？
堪布：“视师如佛”并不是藏传佛教独有的说法，《华严经》里面也讲过“视师如佛”。这个观念与“依法不依人”的区别，我在《苦才是人生》后面的问答里面讲过，其实是从不同的侧面来说的。
“依法不依人”是说，我们要依靠佛法来证悟。但为了证悟，你要依止一些上师。我以前举过一个例子，好比我们在大学读书，课程的内容相当于佛法，为了学习课程，你需要跟随一位教授，相当于上师的角色。
“依法不依人”和“视师如佛”两句话，一个是从法的角度来说，一个是从老师的角度来说。上学的时候，老师很重要，要“依人”；从另一个层面来说，读了大学也不能只靠老师，你要学习知识，就是“依法”。
“视师如佛”的观念，在显宗里也有阐述，只是在密宗里被进一步地强化，更多的是从对上师的恭敬程度上来说。其实不仅上师是佛，我们的道友，所有的众生，也都是佛。显宗和密宗都说一切众生本来具有佛性。
前一段时间，我在社科院演讲的时候说，从广义上来讲，所有的众生都是佛教徒，没有一个是非佛教徒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众生都具有佛性，具有佛性的话肯定就是佛教徒了。不仅是将上师看成佛，连蝼蚁都可以看成佛；不仅是“视师如佛”，而是“视众生如佛”。从本性上来讲，众生的本体都具有如来藏的佛性。
⊙ 问：当初是什么因缘，让您发愿译经，并坚持了二十多年呢？
堪布：1987年的时候，我跟随上师晋美彭措法王去五台山，藏传佛教徒和汉传的佛教徒有了交流的机会。最初，上师让我翻译《佛子行》，我当时什么都不懂，特别尴尬，但是我害怕破坏缘起，表面上答应了上师，但是实际上我连一个佛教的专用名词都不会，完全用一些世间的语言翻译出来，勉强过关。
后来，我觉得，如果以后有因缘让我和汉地的佛教徒结缘，恐怕自己要学习一些相关的知识。这也让我有了一种动力。我用了接近十年的时间一边学习、一边传讲，十年以后，才有了翻译经典的勇气和意乐。
1987年去五台山，1997年，我真正地开始翻译经典。从1997年到2007年的十年中，我一直在从事翻译工作；从2007年到2017年，如果自己的生命能够坚持下来，希望能一面做一点翻译工作，一面尽量地为大家传播藏传佛教的内容。
我的生命当中，前面的十年主要以学习汉语、讲经为主，中间的十年以翻译经典为主，后面的十年，尽可能以在汉地的大学讲学或网络等形式传播佛法为主。
因此，大概是2006年、2007年，我就发愿，尽量去推广藏传佛教中珍贵的经典和论典。
⊙ 问：在译经的过程中，您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呢？
堪布：困难肯定是有的。一个是我在翻译的时候，最开始对汉传佛教的词语不了解，所以我就大量地翻阅汉传佛教方面的经典和论典。同时因为以前汉藏经典的翻译中，有些词语运用得并不是很恰当，甚至有些词汇根本就不存在。后来我也造了一些新的词汇。我准备编一本自己在译经中所造的词的词典。此外，藏地和汉地的传统也不相同。
我参考了印度很多大德翻译的文章，还有当年的一些大德是怎样将藏文翻译成汉文的，比如参考了法尊法师的译经风格。但法尊法师的译文特别古老难懂，我也作出了一些改变，加了一些更通俗易懂的表达方式，也不同于完全的白话文，会有一些佛教的术语。
我翻译的经典和传讲时的风格也有所不同。翻译是根据藏文原文译过来的，按照严格的语法要求来看，可能会存在一些问题，但我故意保留了下来。这是我做翻译的一个革新，也算是一个特色。
在翻译的过程中，要数今年我的身体还算好一些。2002年，我在厦门养病，每天要输液两三瓶，一边输液，一边翻译《白莲花论》。当时病得比较严重，住院两三个月的时候，我都怀疑，这部《白莲花论》的翻译到底能不能完成。当时，医院前面刚好正在建一栋楼，我想，翻译的这部论典是我精神上的建筑，这栋楼是外在的建筑，希望这两座建筑都能顺利地完工。后来这栋楼应该是建成了，五个月之后，我的翻译也圆满完成了。
⊙ 问：近几年您又开始发展慈善事业，建立了智悲小学、敬老院等等，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。您认为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，以宗教人物为领袖的慈善事业，会在社会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呢？
堪布：这个问题我在社科院的一个关于宗教和慈善的研讨会上谈过。当时这个研讨会有十多个国家的人士参与，包括美国、德国等国家。我聆听了不同国家的人士对于慈善的一些建议。
如今，中国在慈善方面还要加大投入，正如北京师范大学的王教授所说，中国有十三亿人口，合法的慈善机构总共有两千多家。相比之下，美国的人口为三亿左右，慈善机构却有一百万家。因此，目前中国的慈善机构数量是远远不够的。现在中国的慈善机构很多都是一些慈善家在做的事业，或者是宗教领域的人在做，好像和普通人没什么关系。其实慈善与大众息息相关，全民都应该有慈善意识。
之前，我曾在一个慈善论坛上发言说，慈善就是心，人人都有心，人人都应有帮助他人的理念，这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美德。如果社会上普遍认为做慈善只是宗教或个别人的事情，与普通人无关，那么，这种观念需要及时转变。
今年6月份，宗教局、民政部等六个国家部委联合下发了《关于鼓励和规范宗教界从事公益慈善活动的意见》，这个文件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。虽然现阶段只是一个意见，还没有被法治化，未来如果能够有一个真正的慈善方面的法规出台，建立更加完整、规范的管理模式就更好了。现在做慈善的机构，想去做，但是不知道要为谁做；下面的个体很需要帮助，但是不知道向谁寻求帮助。中间缺少了一个桥梁。
在慈善领域，可能宗教人物会有一定影响力，同时，政府官员、企业家也应该积极参与慈善，因为他们有能力，也有影响力，可以带动更多人来做慈善。现在我们的慈善活动很多都是即时性的，比如地震或者海啸等灾难来临，社会就发起赈灾倡议，全民捐赠物资，过了一段时间，就销声匿迹了。其实慈善行为不应该是暂时性的，应该长期坚持。
比如今天是一个针对老人的节日，很多机构都去养老院看望老人，老人们像动物园里的猴子一样，所有人都去拍照、互动，但是过了这个节日，养老院平时就冷冷清清的，无人过问。六一儿童节也是如此，节日当天孩子们有吃不完的糖，过完节就什么也没有了。慈善成了一种节日性的表演。其实不应该是这样的，慈善应该是一种长期的、日常的行为，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观念。
⊙ 问：现在有越来越多高学历的人来学习佛法，对于这个群体，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？
堪布：学历高的人群，有一个特点，就是接受能力比较强，很容易通达一些法理。我接触过很多高校的老师和学生，不管讲什么主题，他们很快就能够记住。甚至有些人的脑子就像电脑一样，什么知识都能输入。但是高学历的人也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很容易产生怀疑，按照佛教的说法就是“分别心”很重。反而是一些学历没那么高的人，一接触佛法马上就会有信心，用很清净的心来接受。
对于高学历的人群，我建议他们一开始先不要着急去修行，应该先用自己的智慧去观察、研究和判断，就像藏传佛教里的辩论，随着辩论的进行，最后智慧穷尽，不得不去承认和接受对方观点的正确。
佛教的任何一种修行法门都禁得起这种观察，你可以用你的智慧去观察。比如你可以去观察，为什么佛教界有那么多虔诚的人；你还可以观察，禅宗的修行方法是要安住下来，为什么要安住下来。经过观察之后，再做判断，结果会是显而易见的。遣除了种种怀疑，这个时候，你才适合去修行。否则的话，一些高学历的知识分子没有经过闻思，直接去安住修行，可能分别念会更重：分别这个法好，那个法不好，佛教里为什么有这种说法，等等。
佛教与其他宗教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，佛教里面包含了大量的知识，就算你以再高的智慧去观察，也找不到其中的破绽。不像别的宗教，有时候只要有一个信心就够了，不用太多地思维。而佛教的教义，需要人们多加思维，通过观察与思辨之后再加以成立，而不是以单纯的信心来成立。
采访后记
记者对索达吉堪布的采访，是在堪布下榻的宾馆进行的。宾馆的房间不大，很普通的标准间，宾馆的桌子上，放着几本书，有一本是《大圆满前行引导文》。索达吉堪布笑着说：“我自己拿着两个大箱子就从藏地飞到了北京，一个箱子是书，一个箱子是衣服——好像只有美女才需要一箱子衣服。”
记者了解到，索达吉堪布的心脏一直不好，就问他：“上师您的身体怎么样了？”堪布笑着说：“很好啊，一直很好。”可是桌子上摆着他每天要吃的几样药。
在佛教徒眼中，索达吉堪布是至高无上的智慧化身，将高深的佛法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传讲，让无数众生得到利益。但是从事这样伟大的事业，需要巨大的付出。十年的时间，百余部翻译著作，每周在五明佛学院授课，此外还有创建慈善机构，去各地演讲、弘法以及各种法会……这样高强度的工作量，让人震撼。
但每每弟子们说，上师太累了，他却总是轻描淡写地说，我不累。他和蔼可亲，很爱笑，就像自家的长辈，对人很有耐心，无论是什么样的问题，都会很详细地解答。就像索达吉堪布自己常常说的：“如果能利益众生，哪怕只有一个人，想办法让他生起一颗善心，我们百千万劫做他的仆人都可以。”